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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:拖延改革给改革增加困难

2015-10-16
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,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,而且距离还不小,因为这是“阶段性成果”,如果不继续改革,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难改,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,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
网易财经12月14日讯  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厉以宁在论坛上表示,最近几年以来,中国经济经常看到“投资怪圈”,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,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,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。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,但它毕竟是为辅的,市场机制是为主的,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,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。
厉以宁举例称,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--“社会阶层凝固化”。以农民工为例,父亲是农民工,儿子还是,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,这就是职业世袭化,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?所以必须改变,改革内在机制,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畅通,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,都要畅通起来。
他认为,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,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,而且距离还不小,因为这是“阶段性成果”,如果不继续改革,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难改,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,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,现在还是时候,我们不能把“阶段性成果”当做我们的“目标模式”。
对于城镇化问题,厉以宁认为应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。他支持,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,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,应分三部分组成:老城区+新城区+新社区。即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、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;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、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;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厉以宁称,中国要发展,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,要解决问题,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,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,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,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: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,没有农业,社会不能稳定,因为要吃饭,要有粮食;第二句话,无工不富,不发展工业,没有财政收入;第三句话,无商不活,没有商业,城乡流通渠道受损。
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,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:第一句话,无民不稳,没有民营,中国经济不稳定,没法儿解决。第二,无民不富,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,要民富,民富怎么来?要靠民营经济发展。第三,无民不火,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?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,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。所以中国的前景应该这样说,我们充满着希望。
现场实录:
我要讲的题目“民富推动改革,改革促进民富”。
第一个问题,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。就像一个人一样,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,一定要靠内在机制的完善,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、打针,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。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,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,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。
何以见得呢?我们举个例子,最近几年以来,经常看到“投资怪圈”,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,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、增加信贷的做法,这样一来,通货膨胀就上去了,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,紧缩政策实行一段以后地方就叫苦了,财政收入下降了,GDP下降了,再加上失业增多,又回到宽松政策,如此来回,周而复始,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。
原因何在呢?应该看清楚,主要是内生机制不完备,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,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,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了,但它毕竟是为辅的,市场机制是为主的,我们知道,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,比如刚才说的“投资怪圈”问题,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,包括这些企业,国营企业,它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。
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,“社会阶层凝固化”,什么叫“社会阶层凝固化”呢?现在垂直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窄,越来越受堵塞,70年代进校,77届以后的一连好几届,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,并没有谁感到受到了社会流动的限制,不能发挥我的才能,到后来越来越变化了,到现在,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越来越窄,这个现象正常吗?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。
农民工的例子也是的,父亲是农民工,儿子还是,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,这就是职业世袭化,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?所以必须改变,改革内在机制,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(畅通),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,都要畅通起来。
最后,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,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,而且距离还不小,因为这是“阶段性成果”,如果不继续改革,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难改,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,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,现在还是时候,我们不能把“阶段性成果”当做我们的“目标模式”。
怎么改呢?一开始改革,因为中国的转型是双重转型,既是发展的转型,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,也是体制的转型,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,双重转型结合在一起,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,所以我们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,这是必要的,因为无例可援,必须自己探索、自己创造。但现在水深了,水深了以后摸不着石头,你怎么办?或者是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,摸着摸着又回来了,你怎么办?这种情况一定要顶层设计,要统筹安排,要通盘考虑,要有战略家的眼光。
顶层设计有一个例子被认为是成功的,这就是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,1979年开始推广农村承包制,但当时不包括集体的山林,有的地方把集体的山林也分了,“包山到户”,这就出问题了,为什么出问题?改革初期,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信任的,共产党政策说变就变,你今天把山分给我,我赶快砍,不砍你收回那不白搭了吗?砍完你再收回都可以,所以中央紧急制止了某些地方“分山”的办法。但过了二十多年,这是一个迟到的改革,2003年在福建、江西试点,2008年6月8号中央国务院颁布决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,有三大突破,第一个突破,承包期70年不变,因为农民承包制30年不变,后来又改成“长久不变”,“长久”究竟有多长?农民不放心啊,我也不知道“长久”是多少,这次明确规定70年不变,农民一算,70年啊,我孙子都长大了,于是爷爷种树,让孙子来砍,造林基地。
第二个突破,林地可以抵押,林地的树可以抵押,农村承包制里没有这条规定,这就很好了,林区经济整个就好了。
还有第三个突破,当初专家们讨论,说林地情况特殊,还是承包到乡、承包到村、承包到农民合作社吧,全不管用的,中央一竿子插到底,林权承包到户,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。
这是顶层设计,哪个试验点敢这么搞?别的地方都不承包到户,我这里承包到户,别的地方都不能抵押,我这里可以抵押,他们不敢搞,只有在顶层设计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来。所以说,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要以健全内生机制为主,以顶层设计的方法为主。
第二个问题,土地确权,我最近从几个省刚回来,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,最近几天从浙江刚回来,土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,它先丈量土地,然后把土地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是谁,给你发使用权证,宅基地使用者是谁,给你发使用权证,宅基地上的房子给你确定房子归谁,房产证,三权三证,这样一来,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,到农村看一看,在浙江嘉兴、湖州、杭州的萧山看看,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,说“现在我有了财产了”,“我有权证在手了”。第一个好处是什么?这次是开农民座谈会谈到的,他们说,现在地是我的了,我有证了,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,不然就上法院告,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,按你的价钱给?现在可以告了,确权以后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(规定),是有保障的。
第二条,土地流转就有根据了,土地要流转,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,农民愿意出去打工,他的田谁种?通过转包,通过租赁,通过入库(音)等方式在农村开展起来了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,大家都意想不到,根据在浙江的调查,土地多了,多了多少?根据几个县的考察,多了20%以上,少说多了20%,怎么会多了呢?是因为这几个原因造成的,一个原因是,当初承包时,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,都有田埂,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,因为高一点的田埂,太阳一照,这边是黑的,两边遮荫的地方都不算,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,有些田埂就没了,所以说,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,这是第一个原因。
第二个原因,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,坏地两亩顶一亩,好地一亩算一亩,好地一亩算一亩,你算算,那就和现在一样,坏地两亩算一亩,农民认为这才不吃亏,可是他没想过,通过30多年的耕种,坏地也慢慢变好了,经过农民的耕种,好地坏地差别不大,一律按一亩算一亩,大家都服。
还有第三个原因,当初土地是要交农业税的,报得越多,抽税就越重。
所以能瞒报就瞒报,能少报就少报,现在不同,农业税取消了,没有了税的问题,而且在土地入库的情况下,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,干嘛要少报?不会多报,也不会少报,这样一来,在浙江省地区,(土地)20%的数是没问题的,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,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.6亿亩,多了3.6亿亩。所以这种情况也值得注意,农民的积极性是很高的。
从这里我们在浙江的农民做了调查,农民的收入增加了,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居民收入平均是三点几比一,城市占三点几,浙江杭州、嘉兴、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,城市和农民收入一点九比一,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?主要原因是这样几个:
第一,农民自己经营土地,土地使用率提高了,他也可以增加收入,如果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,成为种植大户或改造企业,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。这是第一条。
第二,农民愿意在这里做工,有工资,愿意自己开店、开作坊,他有自己的营业收入。
第三,农民的房子,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,扩大了房子,盖高了,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,他自己哪里住得完这么多呢?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,城里人交通方便,公路修得很好,他自己有小汽车或摩托车,在农村租房住,很方便,住的比在城里便宜,农民又有了第三种收入,房产收入。
农民收入提高了,农民收入提高,城乡差别就缩小了,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。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,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想什么呢?盘活啊,土地确权了,这样一来,农民信用社、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,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,可以抵押,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,质押是当铺,我把手镯、大衣放在你这里,换了钱以后来赎,现在的抵押不一样,房子照住、土地照耕,到时候我再还,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土地确权以后我们在农村中调查,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,“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”,过去他没有的,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、土地不能抵押,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的,所以在农村有这个情况,房子都不能抵押,你想他能有收入吗?我们去调查,他们说出租难,我们说出租有什么难?他们说出租难啊,因为我们没有产权证,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,我赶也赶不走你,那怎么办?现在跟你打官司我有证了;还有,他不交房租怎么办?跟他打官司也不行,因为没证。
农村中有两个老鼠的故事,什么是“两个老鼠”?第一个老鼠,城里找到了好工作,老婆孩子带走了,房子不出租,也不转让,一把锁给锁上,变成了老鼠窝,这就出了第一个老鼠;到了城里,两手空空,打工,老婆孩子得安置啊,租什么房子?居民楼的地下室,有的地下室比较大,用纸板隔了很多间,这样就兴起了一个名词,“鼠族”,变成老鼠了,过地下生活,这些情况都表明了,在农村中,大变化正在开始。
第三个问题,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,中国发展的动力在哪里?就是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,向来如此。政府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?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、调动这种积极性,使它逐步规范化,我们可以这么看:从农村承包制开始,承包制的时候,全国农民多积极呀,这是什么积极性呢?吃饱肚子,不能整天挨饿,承包可以吃饱肚子,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。80年代前期坐长途汽车,坐火车,就会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着西装,有的还打领带,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,这是什么人呢?是乡镇企业的推销人员,乡镇企业的产品政府是不管的,不纳入计划,要自己去跑市场,所以带了样品、带了订单在全国走,很快,几年之后的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,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不就被打破了吗?
还有经济特区,当初的经济特区建立以后,因为它和内地是不一样的,内地是计划分配物资,那里是市场调节,那里只能有个体工商户,民营企业开始在那里成长起来了,农业承包制,乡镇企业兴起,经济特区的建立,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,这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,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,这就是民间积极性的表现,今后同样是,民间积极性正在蕴藏着大动作。
中国要发展,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,要解决问题,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,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,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,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:一句话叫做无农不稳,没有农业,社会不能稳定,因为要吃饭,要有粮食;第二句话,无工不富,不发展工业,没有财政收入;第三句话,无商不活,没有商业,城乡流通渠道受损啊。
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,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:第一句话,无民不稳,没有民营,中国经济不稳定,没法儿解决;第二,无民不富,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,要民富,民富怎么来?要靠民营经济发展,我们在浙江考察,浙江人富的原因是什么?很多人家里都是开小作坊、开工厂、做买卖的,靠民营经济起来而富的;第三,无民不火,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?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,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。所以中国的前景应该这样说,我们充满着希望。
第四个问题,城镇化,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,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,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它不叫“城镇化”,叫“城市化”,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,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程,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,但这个例子给他们造成了两个后果:第一个后果,城市拥挤,贫民窟、棚户区到处见,城市环境日益恶化;第二个,城里人不高兴了,生活质量下降了,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,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,这就叫反城市化。最后还有一个,高度的城市化率,西欧国家在80%以上,美国就更高了,达到了90%多,我们就在西欧看,农村人口大量存在,同样会造成城市灾难,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,80%,有12亿人进城,没有空间了,所以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,分三部分组成:老城区+新城区+新社区。
第一部分,老城区,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,后来搬迁,工业建厂,又污染了,建立了棚户区,中国不叫“贫民窟”,叫“棚户区”,这个要改造,怎么改呢?工厂一律迁到新城区去,棚户区拆迁,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、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。
第二部分,新城区,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,工业近园区,另外还有的叫开发区、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,这些都是新城区,工业化、新兴产业主要是在这些地方,老城区的工厂也要往这儿搬。
第三部分,新社区,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?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,它已经经过了改造和拆除,主要缺几个东西,一是公共服务不到位,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,社会保障一体化,如果这样做,成为了社会主义新社区,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,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,老城区、新城区、新社区,那时候就不要叫“农民新社区”,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,权利平等了,如果做到这样,这将是中国城镇化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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